关于记者，有人称其为“新闻的挑夫”，也有人称其为“名誉的刺客”，还有人称其为“无冕之王”……我不知道这些“称号”是什么意思，我也不知道它们有什么意义。我只知道，记者就是记者，是听故事的人，也是讲故事的人。那时候有一种人叫“包打听”，他们干的活儿有点像后来的私人侦探，专门替花钱雇用他们的人打探消息。
记者这个行当和他们有些类似。不同的是，“包打听”往往只需要对一只或几只耳朵说话，记者却需要对所有的耳朵负责。我想，这也许就是“消息”和“舆论”的区别。这种区别让我感受到了某种权力。现在的我可以说对权力又爱又恨，但我不得不承认，年轻的时候，我曾经很享受权力带来的愉悦。
很长时间里，我都没能搞清楚当记者究竟算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。如果是脑力劳动，为什么要终日奔波、疲于奔命？如果是体力劳动，又为什么要舞文弄墨、殚精竭虑？
不管怎么说，在那个年代，收音机还算得上新鲜物件，并不普及，电视机也只是个神秘的传说，更不用说遥不可及的电脑和手机。人们想要获得更多的消息，除了道听途说，只能依靠报纸。那时候识字的人只有少数，所以在多数人眼里，能在报纸上写字的都算得上文化人。总之，我的个人感觉，在报馆当记者算得上一份比较体面的差事。
我所在的《卫报》，那时候在天津算是相当不错的报纸了。你问我怎么区分一份报纸的好坏，最简单的方法，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浏览一遍报纸上登载的广告。如果它成天刊登那些肛瘘、脚气或性病广告，那它就是小报。那时候有许多这样不入流的小报在街头叫卖。《卫报》和它们不一样，它算得上很有品位，是大报。
关于我的情况，就是这些：二十岁，风华正茂，在天津《卫报》当记者，自我感觉良好……差点儿忘了告诉你，我叫萧原，萧条的萧，原野的原。你记不住也没关系。在我要讲的这个故事里，我充其量只是个配角，主角另有其人。不过，我也并不是无足轻重、可有可无。如果没有我，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个故事。
这个故事包括一个年少轻狂的警察、一个任性多情的女大学生、一个沉默寡言的保镖和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，也包括爱恨、生死、贫富、穷通……我想，这些也许就是生活的全部。这是我们的故事，关于真相，关于命运。当然，还有爱情。
现在我已经很老了，经常记不住事情。但是，即使再过八十年，我也不会忘记这个故事，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，不会忘记他们微笑、流泪或者愤怒时的样子。多年以来，我经常回想起关于这个故事的一切，回想起这个故事里的每一个人、每一句话、每一个细节。如果我想不起来了，我就去翻看那些老旧的报纸。当记者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把自己经历过的重要的事情写在报纸上。掸去尘土，那些人和事就会重新浮现在眼前，栩栩如生，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……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