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现在，不论他们把我描述成什么样儿，我都无法站出来向他们辩白，无法通过法律的途径，去惩罚那些对我形象的抵毁者。
因为，我正处在逃亡的路上；我只要向外界透露出一点儿自己行踪的信息，那些正四处寻觅我的人，立刻就会恶狼扑食一样，找到我，将我撕得粉碎。
我现在想把自己真实的经历写出来，一方面，是将这种方式，作为发泄内心愤怒的渠道，另一方面，是为了打发如今这段难熬的日子。还有一方面，是想等待将来有一天，能有机会站出来，告诉世人，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被逼无奈的选择！
如今，我住在北方一个地级市的小区里。两年来，我都住在这儿。在这个城市，除了赵永军，我没有熟人，而且，我也从不与外人交往。
我的钱足够花，根本用不着出去工作，这可以避免我与更多的人接触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很可能早被人发现，根本隐藏不到现在。
我每次出门买东西时，都会小心翼翼地戴上口罩，然后再加上一副茶色太阳镜，尽量少把自己的脸让更多的人看到。
北方风沙大，气候多变，大多数女人都有出门戴口罩的习惯；冬天防风吹，夏天防日晒。所以，我每次出门戴口罩，一点儿也不显特殊，也就不会引人注目。
与我直接照面最多的，是物业那几个人。说多，是相比较而言的，一年也就三四次。交个物业费，偶尔修修电，弄弄水暖什么的。这个小区，住着上万人，谁会对一个只见过一二面的人留下那么深的印象呢！
两年来，我断绝了过去的一切联系，以确保自己的安全。目前，唯一与我有密切联系的，是那个叫赵永军的人。
赵永军住在这座城市的另外一个小区，两个小区之间的直线距离，大约七八里路。
赵永军在这个地级市的招商局上班儿，是位科长。我们是在一次偶然的结伴儿旅行中认识的。
那是四年前的事儿了。
那年，我去广州办事儿。办完事儿，想一个人出去放松一下，就报了个一日游的旅行团，准备让大自然，来疗养自己疲惫的心灵。
上大巴后，赵永军就坐在我旁边儿的座位。他是代表地区来广州招商引资的，那天，要找的人不在，有一天的空闲时间，便也报了这个一日游的旅行团。
由于车上的座位被导游固定下来，一整天，我和他都坐在一块儿，便聊了许多，下车转景点时，也相随着，到行程结束时，感觉比较熟悉了一些，分别时，便互相留了电话和工作地址。
事后，我发现赵永军留给我的工作地址和电话都是真实的；而我当时只给赵永军留了个真实的电话，工作地址却是临时瞎编的。
后来，赵永军经常给我打电话，问候我的情况。出于礼貌和那一日旅游时他给我留下的良好印象，我也客气地跟他应酬几句。时间久了，却也貌似两个熟人了。中间，赵永军也曾有两次，打电话，问我在不在，说他出差，想顺路过来看看我；我都以不在为由推托了。
